[22] 前注15，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文。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对总结法院视频录像的影响有所限制。表5第1栏显示通知可以视频录像的庭审（非案件）数量。

在所有关于对陪审员所列的四种影响中，几乎一半或超过一半的律师表示对视频录像对陪审员的影响不发表意见。一位使用便携式摄像机的法院工作人员说道：摄像机的放置就跟其操作它的人一样显眼。虽然参与试点项目的法院操作的视频摄像机可能与法庭中的媒体摄像机有很大区别，但我们检查的效果与以前学界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13]）检查的效果在收集数据的类型上大体是一致的。由于每个试点法院的录像设备不同，因此IT人员的任务也会有所不同。在爱荷华州南区法院、马萨诸塞州法院、内布拉斯加州法院及华盛顿州西区法院等一些地区法院中，全部或接近全部的法官表示自愿参与试点项目（第5栏），尽管并非所有人是自愿的，但还是有很多人参与试点项目（第3栏）。

2011--2015年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庭审直播录播的新实验，2016年7月，联邦司法中心项目组完成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庭审录像试点项目评估报告》。对于其他诉讼，当事人提交拒绝录像的表格，但却没有（或不能，如果法院使用没有提供信息地址的表格的话）陈述理由。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以名留青史。

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全面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而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观点，中国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西方人仰慕的对象，中国的繁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

通过历史划分来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展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新思想只有放在这个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和发扬光大。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就是中国人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和斗争精神不断探索一条独立的现代化道路。有不少人评价为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甚至用文学的笔法比较了历史潮流中的两种形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一旦重新掌握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分析工具，那么斗争品格必然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由此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模式还是20世纪的苏联模式，这两次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始终是西方文明内部发展道路的分歧。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党的事业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从实践出发对社会政治矛盾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中国的宪法序言一开始就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章关于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宪法序言的修改，这无疑是把政治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意义上国家的根本大法。更重要的是，代际政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

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崛起错误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文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回到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上来。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由此发展出的大国派主张只有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必须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前苏联的失败将是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逐渐淡忘矛盾学说、斗争学说和实践学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五年的总结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历史性变革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另一条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按照中国实际来开创新的革命路线。

因此，本文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这种代际更替刚好和宪法中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规定结合起来，这在客观上形成代际更替的政治格局。

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不同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然而，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没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变成了四个自信。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什么不同，首先就在于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教条，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

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人治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

比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从而让党规和国法形成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比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了邓小平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